从丁亥年的大年初一起，全国各地的医院产房热闹非凡，一批批“金猪宝宝”趁着传说中的好年景，争相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在北京，以最热门的北京妇产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为例，春节七天，北京妇产医院共降生了243个“猪宝宝”，平均每天出生35个婴儿；海淀妇幼保健院降生了228个“猪宝宝”，平均每天出生32个婴儿。有报导称，2007年，全北京预计有14万“金猪宝宝”出生，而在上海，预计降生的“金猪宝宝”数量为13万人。

　　为了应对这次来势汹涌的生育高峰，许多医院不得不制定紧急预案，设法增加床位、缩短产妇住院时间，甚至将医护值班室、示教室改造成产房，以缓解住院压力。

　　搭上早高峰公交车

　　“金猪宝宝”扎堆出生，不禁让人想起了7年前的“千禧宝宝”婴儿潮。但专家预计，2007年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达到2000多万，超过2000年的1771万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——狂做“猪爸”、“猪妈”梦的人们恐怕不会想到——他们为心肝宝贝精心安排出生的这一年，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开始启动的年份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介绍说，1949年以来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出生高峰，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

　　0年代，第二是在1963～1976年，第三次是在1985～1990年。而全国数据预测显示，2008年前后，正是全中国要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。在这一次的人口出生高峰中，一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～1800万，峰值大概出现在2011年前后，届时新生儿数量将达到一年2011万。

　　正是因为迎来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，“千禧宝宝”婴儿潮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是无法同这次“金猪宝宝”婴儿潮相“媲美”的。这同时也预示着，这批“金猪宝宝”从一出生，就搭上了一辆在早高峰时间驶出的公交车，在漫漫旅途中，若想在车上找个座位，或者寻个宽敞地方站着，很难。“毫无疑问，‘金猪宝宝’将面临一个严重的‘一生拥挤’问题。”翟振武说。

　　壅塞的上学路

　　“凡是扎堆出生的孩子，这一生，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：排队。”翟振武说，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考大学，再到就业，激烈的竞争将会存在于这些孩子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上。

　　以“千禧宝宝”为例，他们从社会化的最初，就已经接触到“排队”和“拥挤”的“人生常态”了。陈琳是北京市宣武区槐柏幼儿园的教师，回想起“千禧宝宝”进入幼儿园的那个时候，她说：“很难!”“因为我们收托有限，家长就想尽一切办法往里挤，园长办公室的电话后来都不敢随便接了。”

　　2006年9月，“千禧宝宝”上小学了。他们像湍急的小河一样冲进小学校的情景，可以视作6年后“金猪宝宝”上小学的一次不充分预演。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小学校长王英介绍说，去年，来平乐园小学报名的孩子远远超过以往，而学校有班额限制，每个年级只能有4个班，每个班只能有25～30个孩子，最后老师们只好通过面试筛选，招上来122个孩子。“2005年，我们招收了93个孩子，而今年的招生人数相当于比去年多一个班。”王英说。

　　可以预见，在学校数量、教学设施、升学机会稳步发展的6年、12年、15年、18年后，数量激增的“金猪宝宝”将会在争夺教育资源上掀起一轮又一轮不小的波澜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少杰说：“在教育资源总量正常增长的情况下，学生人数的突升，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突发性稀缺。对处于人口急剧增长期或高峰期的孩子们来说，他们人均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、资源量大大下降了，质量也降低了。”

　　艰辛的求职路

　　至于“金猪宝宝”在22年后就业的问题，翟振武认为这个情况可以和大学扩招做个类比。“中国的经济在发展，工作岗位在增加，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也在逐年提升，但是几年前，我们突然性地进行了大学扩招，而且以每年30%的速度扩招，所以，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然性地爆发出来。”

　　数据显示，从2003～2005年，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以每年6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，然而平均就业率却稳定在72%上下，且2005年比2004年减少了0.4%，这不仅意味着在近三年里，每10个毕业生中，就有接近3个人找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说明，求职路越走越艰辛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总人数在逐年增加。

　　从经济学角度看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，每年人口占有的资源也是均衡的。如果非要进行人为的干预，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时而过度紧缺，时而闲置浪费的情况，从而破坏了社会系统的资源均衡，也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命运。

　　社会影响力

　　可以预计，人口突升不仅会对个人构成“一生拥挤”的困扰，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。在世界历史上，有一个“黑镜头”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翟振武说，美国在二战后的十几年里，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平稳，但在1946～1964年间出现过一波“婴儿潮”，当这批孩子涌入劳动就业市场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“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即便找到工作，平均收入也较低。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，精神颓废，寻衅滋事。所以，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美国战后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。越南战争、肯尼迪遇刺、经济衰退，都发生在这段时期。”

　　不仅如此，如今“婴儿潮”一代虽已步入老龄阶段，并准备“隐退”，但他们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仍将持续几十年：一方面他们从劳动力市场上抽身而退，令美国政府一时找不到那么多人添补劳动力的缺口，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给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库投去了一张巨额账单。

　　人口老龄化不只是美国的问题，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。当一生疲惫的“婴儿潮”一代“退隐江湖”，其后果可能会比预期更加严重。

　　“无论在美国，还是在中国，人口的突升突降都会导致教育设施、医疗设施、养老设施等社会设施，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，骤增骤减，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。”翟振武说，“所以，从社会发展来说，我们希望人口的出生应该是平稳的，像这种突升突降应该避免。”

　　翟振武说：“我觉得无论对个人，还是对社会发展来说，都应该劝那些在猪年抢着生‘金猪宝宝’的夫妇们，与其在猪年生，不如到一个冷清一点的年份去生，这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天的优势条件。你想啊，赶在猪年生宝宝，不就是希望孩子一生顺顺利利吗?别因为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误传的说法，让他一生都活在‘拥挤’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