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童“说谎”与成年人的教育方式与态度有很大关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儿童“说谎”是成年人诱导的结果。儿童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心理发展的阶段与年龄相联系，儿童“说谎”行为的发生也有着明显的年龄特征。

　　在低幼年龄阶段，儿童还不具备完整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，即使说了违背事实的话，也不应当被看作说谎。如，2岁前年龄的儿童，如果问他“这是你的玩具吗？”无论他回答与事实是否相符，都有极大的随意性。当年龄阶段到了具有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时，说谎行为才开始发生。这个时期儿童“说谎”的诱因主要是成人过于严格的态度。如，乐乐在幼儿园（小班）总是睡不好午觉，妈妈问他时，他一会儿说睡了，一会儿又说没有睡。妈妈不能从乐乐这里了解真实情况，态度越来越严厉。在反复的迫问之下，往往使幼儿处于心理紧张状态，只能顾及到眼前，乐乐所注意的是妈妈问话中的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而不能注意问话的内容意义。儿童往往以成人询问的态度为依据，而不能根据事实作回答，这是由于他们的思维还处在直觉时期。为了防止孩子说话没准头，甚至转化为有意识说谎，乐乐的妈妈应告诫乐乐好好睡午觉，并直接到幼儿园里了解情况。对低幼年龄阶段的儿童，成年人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掌握程度，对儿童是否正确回答问题是关键的因素。

　　儿童认知水平与成年人认知水平的差异，也是容易造成对儿童读解的原因。如，乐乐在学剪纸，这天把自己的裤子当材料剪了两个洞。妈妈看了很生气，批评乐乐不该剪裤子。乐乐说他不是故意的，妈妈认为孩子在撒谎，明明是有意剪裤子还说不是故意的。其实妈妈所说的“故意”与乐乐所说的“故意”是有差别的。妈妈是从有意损坏东西的意义批评乐乐，乐乐只认为他是在学剪纸，还不懂得应当取用合适的东西作材料。

　　当儿童具备了判断是非的能力，但又没有道德的是非观时，容易发生“说谎”行为。逗逗和乐乐摘了别人家的花，两人受到了大人的指责。大人问“是谁先摘的花？”为了推卸责任，两人互相指说是对方先摘的。儿童具备了是非判断能力，最容易事后“说谎”。当他们做错了事，成年人对做错事儿童的不适当态度，往往成为儿童说谎心理准备的第一个信号。由于胆怯怕受处罚而准备推御责任，他们不是准备说实话，而是有意识地准备对付成年人的态度。成年人不适当的问话又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被迫说谎的境地。“孩子说谎是大人逼出来的”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防止儿童说谎的方法有很多，鼓励儿童说实话是良好的教育方法，不但可以避免儿童说谎，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树立信心，勇敢地承担责任，养成诚实的习惯。应当直接地对错事做批评，比如应当直接批评“摘花”这种错误行为，而不必追究“谁先摘花”，也不必涉及其它，最忌逼问事由，逼问本身会诱使儿童一连串地说谎。“打时间差”也是防止说谎的方法，当大人处在怒不可遏的气头上，应当避免问问题，等待适当的时机再发问。还可以采用迂回的方法，使其晓知厉害。如乐乐喜欢藏东西。这天爸爸急着上班又找不到钥匙，知道是乐乐好玩藏起了钥匙。妈妈开导乐乐说：“爸爸上班迟到了，老爷爷会批评爸爸，也会批评妈妈，还会批评谁呀？乐乐说：“还会批评乐乐。”于是乐乐很快地拿出了藏起的钥匙。有判断力的儿童会通过判断成年人的态度，问话的语气、语调，问话的方式、情感以及在暗示的指向等来决定怎样回答问题。所以这些环境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儿童说谎的诱因，又常常被成年人所忽视。

　　在儿童具有了道德的是非观时期，这时的道德认识还处于低级的萌芽阶段。由于年龄所限，儿童的行为主要以愿望为主，一般并不运用道德准则主导行动，也很少运用道德准则认识问题。经常有孩子拿了别人的东西，有些老师会用道德观来教育孩子，希望他能自己拿出来。岂不知孩子并没有自律能力，反倒不肯承认拿了别人的东西。显然，不适宜的道德要求帮不了忙。若运用的道德准则高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，成年人往往会以成年人的认识否定儿童。这种否定危害很大，不但可能导之有意说谎，而且还可能给儿童心理投下阴影。

　　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，如弟弟打碎了东西，为了保护弟弟，哥哥主动地承担责任，说是自己打碎的。这种说谎是有意的、有某种“积极意义”的说谎。这种“积极意义”是成人的道德观所赋予的，对弟弟来说，未必有积极意义。他可能会看到只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，便可以免受处罚，也可能会想方设法寻找辩解的理由，以减轻责任。对孩子的说谎，运用道德准则往往并不成功，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，对儿童产生深层压力。所以不要轻易运用道德准则，把成年人的认识强加于儿童。

　　对孩子“说谎”要宽容一些。从成年人的行为 方式探讨对儿童“说谎”的诱因是非常必要的，给我们的启示是，要十分注意成年人的行为方式，儿童“说谎”很大程度上是成年人造成的或促成的。

　　对儿童“说谎”的防止，要求对儿童更多一点理解，更多一些爱心和耐心，不要轻易认定儿童说谎，对儿童的积极行为要给以重视。如果儿童的积极行为得到了关注，那么谎言便会逐渐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