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爱贝贝

      现在媒体上有关教育问题讨论得很多，在美国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，就想到了文化背景对孩子的影响。

      美国公共电台有时会让听众投稿读一段自己的短文，那是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的命题作文，叫《这是我相信的（This I believe）》。７月１７日，电台读了一位１３岁华人女孩的“我相信”，副标题是“对家庭、传统和国家的责任”。公共电台的主持人说，我们为什么选中一个小女孩的“我相信”，你听了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  这位叫于莹莹（音译）的女孩子自我介绍说，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。她说，她在中国长大。在中国，教育是每一个孩子生活的中心，考８５分就会被看成失败，分数对我们来说，比母亲的微笑，比生日吹灭蜡烛前的许愿还重要。然后她说，“我相信责任。我所有的骄傲、爱和自我认知，都变成了责任。”她说，她也有不想做功课的时候，但是责任会提醒她。“我必须”、“我应该”、“我不得不”，这样的小小短句支配着她和她的很多同学的生活。

      我不知道美国人读到小女孩这样老成的告白会怎么想。我相信大多数美国家长会正面解读其中包含的信息。这里的中国家庭注重教育，严格约束孩子的读书、交友，在美国这个多元移民社会很是出名。中国孩子考试成绩出众，比较听话，这些常常被美国家长们交口称赞。可是，美国家长是不是会仿照中国家庭的做法呢？却不一定。

      于莹莹接下来说，“我曾经想当个园丁，我喜欢在室外工作，泥土的感觉比那些语词串在一起有趣得多。但是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园丁，我所做的一切通向‘律师’，我们家全力支持我当个律师。”接下来这小女孩的话，一定让美国家长刮目相看——她说：“在这个严格的系统中长大的有志气的人，没有别的选择。”她说，这里是美国，人人在追求梦想，可我不要别的梦想，梦想是虚幻的。她的最后一句话是，责任能给我带来比我自己更伟大的成就。（Duty can bring me to an achievement that is greater than I am．）

      我想，也许是中国孩子做作文习惯了“宏大叙述”，但是这个孩子文章里的苦恼，说得很具体、也很动人。我相信对中国孩子来说，这种苦恼很平常。我不知道应该为我们华人孩子感到骄傲，还是感到可怜。当年我们都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。生活在异国环境中，会自然养成进行文化比较的习惯，我们后来才一点点地知道，这样的教育观念，具有鲜明的中国家庭特色。华人家庭注重的教育，目标十分明确，这使华人孩子在当代教育竞争中处于优势。我们在国内的朋友为孩子读书而操心，补习、重点、考试、升学，过得非常吃力。我们听了常想，这孩子要是在美国就好了，用一半的力气，照样“表现出色”，而且会变得十分自信。美国的老师几乎对每一个孩子都鼓励说，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，你干得非常好。在中国社会里，在所有的人都持相同的“望子成龙”教育观念的地方，孩子们就太辛苦了。

      如果每个望子成龙的家长眼睛里的“龙”都是律师，社会又用不了那么多律师，当然就不可能让人人都成“龙”。那么让孩子们都往“龙”的方向竞争，淘汰下来的才去当园丁，园丁自然就成了这个社会的“虫”。其实本来有些孩子是喜欢当园丁的，做律师对他们来说是受罪，可是社会观念逼他们去当“龙”。原本想当园丁的，即使当了园丁也被失败感笼罩着，再也没有实现志向的动力。

      传统等级观念，“人上人”的观念，使“应试”观念深入人心，渗透制度。每年高考后媒体上充斥“重点”、“状元”这种词眼，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居然都没有看出来，这是多么不好的风气。这样的教育观，能培养出社会等级概念上的“龙”，却难以培养出人才概念上的“园丁”。

      中国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过得十分辛苦的原因，不仅是竞争的独木桥太狭窄，观念上也有一座独木桥，人人都得过桥成“龙”，难免有人被挤下来成了“虫”。社会只给占少数的“龙”安排了好日子，中国孩子小小年纪才会说“没有别的选择”这样老气横秋的话。美国人不同，他们觉得孩子的快乐，以后过日子开心，才是教育的目的。如果“园丁”能让孩子幸福，当园丁不见得比律师差。